一方面，一线城市核心区域地块资源日益稀缺，大量房企寄望“旧城改造”腾出土地;另一方面，伴随着产业转型，一线城市的商业租金已连续5年上涨。

　　在此背景下，中国各大城市再次兴起一场向天空突破的竞赛。9月17日，天津117大厦第84层混凝土浇筑完成，达到416.91米，成为中国北方最高楼。此前稍早，南京、武汉、广州、上海和深圳等地的天际线也被陆续刷新，如广州东塔的530米，上海中心大厦的632米、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的660米……

　　数据显示，全球3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目前在建的有125座，其中78座在中国，占比达到62.4%。记者注意到，对于这场“摩天大楼热”的主导者地方政府而言，增加税收或是其推动建设的初衷。而主要参与者——成熟的开发商将收获业内声望、低廉的土地以及便捷的高额融资。

　　在建高楼多在二、三线城市

　　城市天际线正在不断被拔高。

　　9月17日，在建的天津117大厦达到416.91米，超越415.2米高的天津广播电视塔，成为中国北方第一高楼。

　　9月12日，绿地集团邀请多家媒体参观在建的成都绿地中心，该项目预计2017年完工，468米的高度将助其成为西部第一高楼。

　　6月22日，339米的重庆第一高楼，因直入云霄，当地市民误把乌云视作浓烟，闹出一场虚惊。

　　5月20日，南京方面传出消息，规划中的鱼嘴核心区将树起两座超高层建筑，一座600米，一座500米，远超目前南京最高楼450米的紫峰大厦。

　　随着城市天际线不断刷新，关于摩天大楼的高度标准也水涨船高。1985年，高达160米的深圳国贸大厦竣工，成为当时中国最高楼。1995年，384米的地王大厦竣工，成为当时亚洲最高楼。然而，到了2011年，京基100以441.8米取代地王大厦成为深圳新一代地标时，却仅是国内第五高楼。

　　以前在中国只要超过100米就算超高层，然而根据目前世界超高层建筑学会的新标准规定，300米以上才能列为超高层建筑。“根据这个标准，目前全球有79座超高层建筑，其中25座在中国，占比31.6%;全球在建的有125座，78座在中国，占比62.4%”，世邦魏理仕中国区资产服务部资深董事吴沂城称。世邦魏理仕的报告显示，目前超高层建筑主要集中在中国、美国、中东，其中又以中国为首。

　　城市天际线被拔高之时，高层建筑的更迭速度也愈来愈快。在深圳，超越160米的深圳国贸大厦，用了10年，但超越441.8米的京基100，仅用了3年。今年7月14日，尚未竣工的平安金融中心大厦主体高度已达到448.3米，正式超过京基100。该项目预计在2016年竣工，届时主楼118层，塔尖高度660米。竣工后，将超过上海中心大厦，成为中国第一高楼。

　　在世邦魏理仕策略顾问部董事黄易里看来，超高层建筑多出现在区域中心城市，当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，一方面核心区域的土地日渐稀缺、写字楼租金不断上涨，另一方面开发商经过多年建设普通高层，积累了大量经验和资源，这时上马超高层建筑项目便水到渠成。

　　2014年9月17日，记者在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大厦工地看到，该项目所在地——福田中心区已高楼林立，似无空置地块。吴沂城向记者表示，对于一线城市而言，土地供应不足也是政府规划建设超高层建筑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不过，并不是只有一线城市在建超高层建筑，二线城市的热情同样不可小觑，如南京紫峰大厦450米，武汉绿地中心606米，天津117大厦597米，苏州中南中心729米。在今年某论坛上，吴沂城曾表示，中国在建的78座超高层建筑分布在全国29个城市，一半以上在二、三线城市。

　　地方政府成主要推手

　　对于地方政府而言，建设高楼虽有政绩因素的考量，但又不止于此。多位业内人士表示，这更像是一场政府放长线钓大鱼的好戏。

　　黄易里表示，为了吸引优质开发商前来建设超高层建筑，当地政府往往会在出让土地的价格上让步，这意味着土地出让金并不是政府的目标，或许税收、区域形象和招商引资等其他因素才是。

　　黄易里估算称，如果建设100米高的建筑，建筑面积一般在5万平方米左右;如果建设300米高的建筑，建筑面积至少将达到15万~20万平方米。

　　在她看来，建设超高层建筑，一方面提升了核心区域的土地使用率，增加了纳税企业数量;另一方面，地区的区域形象得到大幅提升，更有利于吸引优质企业将总部迁移至该地，这些都将给当地政府带来丰厚的税收。

　　在业内人士看来，中国近年的高楼热，离不开地方政府、开发商和租赁客户三方基于自身需求的推动。不过，黄易里认为，地方政府始终是主导因素，建设超高层建筑多由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所决定，往往在出让土地时就已规定好最低建设高度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超高层建筑还将直接拉抬当地招商引资的金额，给一些城市直接带来至少30亿元~50亿元的投资，黄易里保守估计道。